明代方志种类繁多，撰述上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开创了卫所志和边关志的编纂。这固然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但也充分证明了修志的现实意义，尤其是边关志的撰修。明代边防以北方为重，然东有海防，西南有苗防，边关志就是以边关要塞重镇为记载范围，以军备、险要为主要内容，纂修者多为守边官吏或兵部职官，因而所述对边疆防御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据《明史·艺文志》地理类著录，这类方志有郑汝璧的《延绥镇志》、刘效祖的《四镇三关志》、苏祜的《三关纪要》、詹荣的《山海关志》、许论的《九边图论》、魏焕的《九边通考》、霍冀的《九边图说》、毕恭的《辽东志》、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及《天津三卫志》等，都是著名的边关志。另外，志书中舆图分量也明显增多。如成化《宁波府志》无图，嘉靖《志》则新设舆地图一类，其中绘有郡境图、郡治图、县境图、县治图、城图。嘉靖《嘉兴府图记》自吴越分境以迄元，每朝一图，还有明初一府三县图，宣德后七县图，以及嘉靖时府及属县境图、卫所图、水利图。万历《绍兴府志》有图多达101幅。
总的来看，明代除建文时未发现有志书编纂外，其余各朝均有编纂，其中以万历朝最多，嘉靖次之，洪熙、泰昌最少，有些地区还一修再修。明代方志的区域分布是十分广泛的，但志书的修纂在地区分布上又是不平衡的，主要集中在当时的南直隶、浙江、北京、湖广、河南、山东等省，边远省区较少，这反映了明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地方志的普遍撰修，使明代各地的沿革变化、山川形势、人口物产、民情风俗、名胜古迹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情况得以较为详细地记录和保存下来，成为研究明代社会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