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松：《论三十年代散文三派》，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2）。
4.中国报告文学的成熟和繁荣则在30年代，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30年代急剧变动的社会生活需要具有很强新闻性和纪实性的文学样式作出迅速的反映。二是“左联”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三是外国报告文学理论和作品的翻译，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范式和推动力。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52～25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周立波认为，3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还在萌芽的时期”。对当时的报告文学创作，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批评：一是“缺乏关于显示事情的细密的研究和分析”，即没有锐利的眼光，对所报告的事物不能发表正确的世界观的批评意见，从而产生了“对事情的全面没有赋予明确的形象”的不良倾向；二是文学性不足，“不能用艺术的手法浮雕出来”；三是在选材上，对一些揭露旧社会黑暗，或是歌颂爱国英雄的事件有所忽视。这些批评比较符合当时的报告文学创作实际情况，对推动报告文学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50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6.报告文学是关于事实的报告，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可从文本中淡出。相反，它要求主体表现出鲜明的价值评判的倾向。报告文学是一种主体外化的文体；报告主要是指事实的报告，同时也应是研究分析思辨的报告。《包身工》的文体范型意义在这一点也得到了体现。夏衍在展示对象具体的生活境遇的同时，对包身工制度形成与维持的原因作了分析，并且基于大量残酷的事实，并不只作现象展览或客观的评说，而是亮出自我，充满激情地论评事实。这种深得现象本质的议论，有效地增强作品批判控诉的逻辑力量。……由《包身工》昭示，夏衍不仅具有正直的知识分子那种善良、勇气和正义感，而且也有思想家鞭辟入里的深刻性。报告文学文体中的论评性文字，是主体人格与理性智慧外化的一种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