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与道的关系上，苏轼主张文与道俱，这与欧阳修的主张是一脉相通的。欧阳修而后，古文已定为一尊，文道关系基本上都受到散文家的重视，但在强调文重于道或道重于文上，此后的古文家有不同见解。王安石提倡为文必须为现实服务，即“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同时强调道应在文之先。根据王安石的这一理论，在其执政时，实施了重经义、策论而罢诗赋“声病对偶之文”的科举改革。王安石的着眼点贵在“适用”，兼顾“辞”与“理”，这引起了北宋古文运动的一次争论。二程理学家重道而轻文，说注意文章的表现形式是“玩物丧志”，“作文害道”。[40]苏轼更反对王安石的这种做法，他与二程走向另一极端，在《答张文潜书》中攻击王安石之文“好使人同己”而造成一时“文学之衰”。在苏轼看来，欧阳修之所以伟大，在于其能文，而不是其道。在北宋古文运动中，以“文”传“道”，是王禹偁等人提出的，欧阳修提出“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可说是文道兼重。但到了王安石那里则成为道先文后，而苏轼以欧阳修的继承人自居，攻击王安石的道先文后主张，提出了文先道后的理论。他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41]，显然是把“文”放在“道”之前，故而才有“夫学以明礼，是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把“文”看得如此之重。苏轼重文有两点，一则“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42]；二则是“某平生无快意事，唯作文章”[43]。在这种观点支配下，苏轼尤重文学的艺术价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可以说是这一主张的高度概括。此外他还强调文章的美感与兴会，他在《江行唱和集序》中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