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米拉迪似乎不可忍受这道貌岸然的愤怒，她大叫道：“您，一个虔诚的男人，一个被人称为公正人，您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您不要因我的死而受指控、而感不安。”
“我必须照顾您的生命，夫人，将来也要照顾您的生命。”
“您可明白您要履行的使命？如果我是罪犯，这使命就已经够残酷的了；如果我是无辜的，您将怎么称呼这项使命呢？
上帝又将怎样称呼这项使命呢？”
“我是一名军人，夫人，我以命令为己任。”
“您相信最后审判的那一天，上帝会把盲目的刽子手同极不公正的法官分开吗？您不愿意我自戕我的肉体，而您却充当愿意杀死我灵魂的那个人的代理人呀！”
“我再对您说一遍，”大受震动的费尔顿说，“没有任何危险在威胁您，我像保证我自己一样替温特勋爵打保票。”
“糊涂虫！”米拉迪大叫道，“可怜的糊涂虫！据上帝看，最智慧最伟大的那些人，在保证他们自己时都犹豫，您敢对别人下保证？您是站在最强大最幸福人的那一边，去欺压最弱小最不幸的女人呀！”
“不可能的，夫人，不可能的，”费尔顿低声说，他从内心感到这个论证是正确的；“作为囚犯，您将不会由我恢复自由的；作为活着的人，您也不会由于我而失去生命的。”
“是呀，”米拉迪叫唤道，“不过我将失去的比生命更宝贵，我失去的是荣誉，费尔顿；在世人和上帝面前，我将让您对我的耻辱和蒙羞负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