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清谈
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之祖述老庄，而阮籍复以不遵礼法继其后（籍尝作《大人先生传》，谓世之礼法君子，如虱之处裈）。厥后王衍、乐广慕之，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天下言风流者，以王、乐为称首，后进莫不竞为浮诞，遂成风俗。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贼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间有斥其非者（刘颂每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世反谓之俗吏。裴頠之著《崇有论》，江惇之著《通道崇俭论》，卞壶之斥王澄、谢鲲谓“悖礼伤教，中朝倾覆”，实由于此。范宁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熊远、陈颓各有疏论，莫不大声疾呼，欲以挽回颓俗。而习染既深，竟有江河日下之势。盖其风气所自，一由于东汉之苦节（程子云），一由于魏文之慕通达（傅元云），一由屡经丧乱、中原涂炭，厌世主义遂以发生。于是酒色棋局，皆为清谈之后劲。当时除陶侃之甓，温峤之裾，祖逖之楫，颜之推、王通之学问，卓然流俗；陶渊明之酒，嵇康之琴，谢安之东山妓，谢灵运之登山屐，独有寄托外，其余胸无挟持，徒矜尚风流，翩翩浊世，若今日士大夫沉酣于花酒、鸦片、麻雀中者，乃完全亡国之资料。然大势所趋，众人方以为高妙，非此则谓之不达；虽有志之士，亦有因之不能自主者，亦可慨已。士人学问不出庄老，佛经专为清谈预备，而文词亦购名士之代价，而清谈者之家珍也。绮靡轻薄，风俗日漓，燕泥庭草，遂以贾祸。（《隋唐嘉话》：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以人主而与臣下竞文词，其好尚可知矣。《南史·恩幸传》论清谈之弊，“士大夫不亲政务，致小人得以倖进”，是不刊之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