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次，协律郎张文收建议“厘正太乐”。唐太宗不同意，说： “乐本缘人，人和则乐和。至如隋炀帝末年，天下丧乱，纵令改张音律，知其终不和谐。若使四海无事，百姓安乐，音律自然调和，不藉更改。”这里，以隋亡为鉴，强调“人和”是“乐和”的前提，不愧为卓越的见解。
因此，唐太宗在倡导音乐歌舞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政治家的清醒头脑，十分注意音乐歌舞要达到“人和”这个目的。例如，贞观七年正月，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官员，演奏《七德舞》时，太常卿萧璃建议：要详尽地表演擒获刘武周、薛举父子、窦建德、王世充等人具体而真实的状貌。唐太宗不同意，认为今朝将相臣僚当中，不少人从前是刘、薛、窦、王的部下， “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萧瑀拜谢说： “此非臣思虑所及。”
的确，唐太宗比萧瑀高明，考虑问题深刻。那样真实地表演，粗看起来，似乎突出了唐太宗的“圣功”?实际上却使君臣之间蒙上一层“不和”的阴影。既然不符合“人和”的原则，不符合贞观用人政策的原则，所以遭到了拒绝。这就清楚地说明，唐太宗是很关注音乐歌舞的社会效果的。
封建礼仪，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必需的。六朝礼学尤盛，隋与唐初亦然。因为政治上的统一，封建专制集权国家的巩固，必然要求南北礼学趋向合流。史称： “寰区一统，(隋)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继之，隋炀帝在广陵加以修订，即《江都集礼》,它是集南北礼学之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