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史志中还记录了周龙甲为林杭学的《泰山辑瑞集》所写的极有见地的序言。
夫泰山古多循良之官,如陈俊忠勇、李固恩信、皇甫镇静、韩韶赈恤、申恬德威并行、韦安石政平操洁,此其彰明较著者也。顾著述不传,千载而后,亦相与谓之曰能吏而已,孰有如果庵文章治行卓然不朽者乎?
这里我们遇到一个大问题:做事和传教哪个更为重要呢?大卫[26]在他那个时代干过许多大事,在他长眠以后,如果不是留下了《诗篇》[27],又会有谁去在意他呢?一个人毕生仁慈、乐于助人固然值得赞许,可是如果他没有教义流传后世,其影响会消失得多么快啊!过去的成就不正是在文学作品中才得以永远保存下来吗?这一点我们可能会接受,即使我们可以对我们的朋友林国安的真实作品,即一部泰山的祥异集,一笑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