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乃孔子之言行录，汉以来即尊为六经之总纲，后汉赵岐以来，《孟子》亦有数家之注，至唐韩愈，尤为重视之，然《大学》与《中庸》，仅被当为《礼记》之一篇，素为人所忽视，如《礼记》郑注亦以为《中庸》篇乃子思之作。至于《大学》，则甚至作者亦不可明，乃至刘宋、戴颙著《中庸传》二卷，梁武帝又著《中庸讲疏》一卷，张绾、朱昇、贺琛体圣旨而作《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唐李翱本之，作《复性书》篇，此书乃渐为人所重。下而至范仲淹、周子则更为显著，及至河南程子出，尊《大学》为孔子遗书，司马光亦作《大学广义》一卷而单行，由是，独辑《大学》与《中庸》而附以注释者遂日多。及朱子出，以为《大学》乃传子思之学，而《中庸》则子思所作，更配以《论》《孟》，由此《四书》，可见孔子以至曾子、子思再传于孟子之儒家道统。乃力为阐明而作注释。且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简而易知，约而易守，则莫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文集》五十九《答曹元可》）又说：“不先乎《大学》，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论》《孟》，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归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论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以是观之则务讲学者，固不可不急于《四书》。”（《大学或问》）由是，朱子死后集注遂被学官采做教程，推行很广，而自此《四书》就成了比《五经》更重要的著作了。若欲概言汉、唐与宋之经学，可以说前者是以《五经》为中心而后者是以《四书》为中心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