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基，这位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后起之秀、40年代优秀的小说家，以独具风采的“骆宾基式”格局构成了他1949年前的文学生涯。从艺术风格上看，“骆宾基式”格局有30年代报告文学和40年代小说创作之分：前者在他“慌忙不安”的创作心境下，通过同距离的融入式体察，形成作品跳跃的结构、短促的语句、不拘一格的修辞；在对战争场景进行大刀阔斧的印象式描写里，给读者造成深入战场的现实亲历感；并在抒写英雄悲剧中产生了激昂悲壮、热烈亢奋、具有强烈感召力的阳刚之美。后者在骆宾基冷静、深沉的创作心境下，通过远距离的超脱式俯瞰，形成作品舒展的结构、缓缓的语句、精美的修辞，在对日常生活进行细针密线的深入刻画里，产生一种远距离战场的历史纵深感；并在对弱小者、丑恶者的悲喜剧展示中，形成了沉郁含蓄、淡雅隽永、具有深刻哲理性的阴柔之美。
从作者心态上看，骆宾基是有一定典范性的作家；也就是说，他是以骆宾基才有的独特方式横跨在多类作家之间，走过了中国现代作家（至少是第二代作家）共同走过的人生。这从作者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总体特征上便可看出：
20世纪30年代的刘强、小杜、吕典一是驰骋抗日沙场的“在炮火里长大坚强起来的战士的典型”[27]。他们“用血用怒火”谱写出那个时代的悲壮乐章。到了40年代，作者非但没有把知识分子写得更崇高伟大、无私坚强，反而极力挖掘他们的渺小卑微、庸俗懦弱，这种蕴含着作者强烈的自我反省和自身批判色彩的知识分子形象体系，深刻说明了骆宾基既在直面惨淡的人生中找到了不完善的自我，又在自我价值的追求里看到了不合理的人生。这一主客体双向交流的结果使得骆宾基既没有停留在对客体的单纯否定上，也没有忽视社会现实，片面追求抽象的自我价值和人生哲理；他是在否定客体的同时，从心灵深处自觉生发出一种“有能力驾驭自己的命运的主体”的“体验”[28]——一种强烈的民族负重感和鲜明的人生忧患意识。于是骆宾基30年代形成的民族自尊意识、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与40年代的自我反省意识、社会批判精神和民族忧患情感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一切趋使他离开破碎的山河，在抗战的硝烟中站起，从个人的苦闷孤独中跳出，由对自我的重新估价里走来，经过对客观现实的冷静观察剖析和无情批判，最后怀着对光明未来的憧憬，朝着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人生之路走去。这就是骆宾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给我们的一道深深的足迹，当我们审视他——他们留下的足迹之后，不能不再一次向他——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