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番中西文化“有意识的融会”，陶行知的知识结构呈示出鲜明的开放、综合的宏观走向；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这个知识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但由于陶行知已跨入了新的时代，进入了世界文化的大系统，获得了一种现代开放意识，因此它不再局限于过去与传统，而是面向世界和时代展露出开放、综合的知识取向。
正是这一在新式学校初步形成的开放的知识结构，不仅使陶行知后来进一步采撷中外文化的精华更为容易，而且也使他日后在创造性构建其思想学说时全然没有支左右绌、捉襟见肘的感觉。像这样中西文化交融并摄而形成的渊博知识，在曾经就读于教会学校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身上，也同样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南华医校时，孙中山不仅博览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还特地请了一位老师教授中国经史，对中国传统文化下了不少功夫，或许博采中西文化之所长，熔为一炉，而自成体系，这正是孙中山、陶行知一类伟大人物的共性，也是他们成功的契机吧！如果说，知识结构的重建还只是陶行知主体意识结构表层的变化，那么，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更新就属于其深层的变化。随着知识结构的重建而来的西方文化参照体系的形成，广泛的世界性视野的拓展，陶行知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实质性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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