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了童富勇的《陶行知传》的节选部分和《陶行知研究综述（1927—1991）》《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若干特色》两篇论文。
在《陶行知传》中，作者全面分析了陶行知的成长经历以及活动思想等。
在《陶行知研究综述（1927—1991）》中，作者对建构后“陶研”的曲折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最后得出五点结论：第一，单纯从理论探讨，转到运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进行教育实验和改革，建立了一批陶行知教育思想实验基地；第二，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有了陶行知研究的组织机构、理论研究机构、经济保障机构及出版发行机构；第三，对陶行知政治、教育诸方面的评价，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阐述、评价陶行知教育思想积极的一面，对生活教育理论中消极的因素，则很少有人提及；第四，国外学者对陶行知研究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出现了一大批国内外“陶学”专家；第五，陶行知研究中开始并且已经出现陶行知所批判的“书呆式”“教条式”的研究，把陶行知打扮成当代的“孔圣人”，为研究而研究，为写作而写作，为歌颂而歌颂的倾向开始抬头。这是陶行知先生本人九泉之下极不愿看到的现象，必须引起陶行知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并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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