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應於此種情勢下之賦稅制度，則自度田收稅轉成口稅。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至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稅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惟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此蓋豪右田多，特為優饒。稅田則富多貧少，稅口則富少貧多也。馬端臨云：「晉制，丁男一人，授田七十畝，以畝收三升計，當口稅一斛一斗；今除度田收租之令，而口稅二斛增至五石，則賦頗重矣。豈所謂『王公以下』云者，又非泛泛受田之百姓歟？待考。」今按：晉初戶調，一家丁男丁婦田租六十斛，馬氏亦以畝收三升說之，誤也。口稅五石，並有無田者，此制自不為輕。然較之兩晉戶調，亦未見特重。馬氏疑口稅只及王公貴人，則更誤矣。
如此則貴族盛占田地，而無賦稅之負擔。梁武帝天監四年，大舉伐魏，令「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資」，此租穀歸私家之證。惟按陳宣帝太建三年、六年詔，似其時又行田租。
宋孝武為特設「官品占山」之制。
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笫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
其用意與西晉官品占田令一樣，但效果依然很少。見上引齊顧歡、任昉語。占山封水的士族們，不僅自己借著僑寓名義，不肯受當地地方政府的政令；其附隨而來的民眾，亦依仗他們逃避課役。所以自咸康以下，晉室屢唱「土斷」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