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才打听到你的地址,正想找你,有一件事情请求你。是的,请求你。”
申龙重说了,证实了他那天没有说错。同时也更加重了我问他的口气:“你有什么请求我的呢?”
“自然是有的。”
他说得很肯定,并且追问我一句:“你答应不答应呢?”
“我愿意我有力量答应!”
于是他说了:前一月才从军队里回来,回家去过一次,父亲哥哥都被飞机炸死了,只有母亲带着一个小弟弟还在亲戚家里活着。这样他不能不找到一份职业,至少也要维持住自己的生活……
当时我告诉他等几天,我有朋友可以帮他忙,可以给他在地方法院找一个书记的位置。但是他拒绝了。我问:“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你的报馆里不是要出晚刊吗?”
“你怎么知道呢?”
“谁能不知道呢。”
是的,报馆里早已发出了晚刊的消息。
“那你给我留一个位置好了。”
他很轻快地说出了,去了。
但是我却很难地对社长说出:“你怎样都得答应我!”
社长这个老头子,总是厌烦别人说话;与他职责有关系的时候,也是一样。每天,他都是躺在社长室里,吸着鸦片烟,在表面上,不但社务与他没有多大关系,就是世界与他也有了隔离。不过,我却没意想到他一听申龙是从军队里回来的,就好像触犯了他的神经病一样,滚起身来说:“你叫申龙先生来吧。可是晚刊的人选早就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