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完全的独立，就没有完全的幸福。”——这句话当时印在我头脑中了，第三百九十八页，绝不会错；如果是我读过的那一版本的话。
我的“代表之行”对我家意义重大——因为父亲住在大山里，母亲再也不提全家去不去四川的事了。
1967年，我们还不能毕业。
然而哈尔滨的“文革”之乱，已经不再是最初那种全社会性的骚乱了。各个单位，都发生着“内向型”的更尖锐的冲突了——所为皆因一个“权”字。从前的掌权者或“彻底”被打倒了，或“靠边站”了。权力的“真空化”，使每一派造反组织都生取代之心。有时，一个单位的权力在一个月里会更变两次——从街道小厂到市里、省里的厅局级部门，每每因内部的夺权斗争而剑拔弩张。
正常的生产无法进行是不言而喻的。
但也不是完全停止了生产——不管哪一派掌权，即使仅仅半个月，就必须下达生产指令，那是显示自己有能力掌权的起码的证明。何况，还有“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最高指示”约束着。
春节后，我和班里的几名男同学到拖拉机制造厂“学工”一个月。“学工”也是对我们的要求。我们都心存幻想，希望自己样样照做，毕业时能有份好鉴定入档案。一千几百人的拖拉机厂中的两大造反派组织誓不两立，一个月里我们经历了两次夺权与反夺权。直到我们离开，谁都没搞清楚两派究竟为什么势不两立。但厂里的许多老工人给我们留下了可敬的印象——有时两派的骨干分子都快在办公楼里武斗起来了，他们却还能心沉气定地在车间里，在车床边目不旁顾地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