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在嘉庆四年，也即公元1799年，乾隆皇帝带着诸多遗憾在养心殿撒手西去了。国丧还未料理完毕，广兴便先将一本奏章呈在了嘉庆的面前。奏章上的言辞极为激烈，清清楚楚地分条陈列着和珅的十大罪状。奏章的最后写道：“和珅实为十恶不赦的国之蛀虫，国之罪人，如此贪赃枉法之徒，不杀何以整饬国纪、又何以平百姓之忿？”可以说，广兴的这本参劾和珅的奏章，正好说出了嘉庆一直想说却又一时不便说出的话，理应得到了嘉庆的特别看待。和珅尚未被赐死，广兴就已经被擢升为副都御史，领钦差往四川整治军需。之后，广兴屡屡被嘉庆钦差到全国各地按察。嘉庆九年，广兴一下子被嘉庆擢为兵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是时，广兴达到了他权力的顶峰。
有一次，嘉庆在圆明园福海岛上饮酒，召广兴和给事中英纶陪饮。这等待遇，本就令朝中上下为之侧目。酒过三巡，嘉庆拉着广兴和英纶的手道：“汝等二人，皆朕心腹之人，为朕之左右臂。朕希望汝等，尽心尽力，为国分忧，为朕分忧，为大清帝国繁荣昌盛而鞠躬尽瘁。”英纶答得好：“蒙圣上如此关照，若奴才一味懈怠松弛，怎有颜面再见圣上？”而实际上，这位给事中英纶，在握有大权之后，不仅一味懈怠松弛，而且还一味荒淫享乐，给本已是疮痕累累的大清王朝，又添了一块浓重的伤疤。当然这是后话。英纶当时答得好，而广兴比英纶答得更好：“陛下，奴才虽为父母所生，但圣上如此看重奴才，则又胜过奴才父母何止百倍。从此往后，奴才就是圣上的马前卒。奴才不敢妄言能为陛下分忧解难，但大凡陛下能用得着奴才之处，奴才虽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广兴的话可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直听得嘉庆喜笑颜开。嘉庆连连言道：“好，好！二位爱卿既如此以国为重、以朕为重，朕，便也可高枕无忧了！”只是，嘉庆不知道的是，广兴话虽这样说，但心里却又是另一种想法。广兴想的是，自己已重权在握，皇上又如此器重，那朝中上下及大小官吏，自己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也就是说，自此以往，广兴要在大清王朝的国土上任意驰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