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边向朝廷抱怨，一边写信向朋友诉说自己的矛盾心理。在《与杨济甫》中说：我在杭州工作结束以后，“官满本欲还乡”，归隐田园，但又因为“舍弟在京东，不忍连年与之远别”，所以请调密州，“私愿甚便之”。现在看来，回去扫墓又要推迟几年了，只能在此“瞻望坟墓，怀想亲旧”，念来“不觉潸然”。
密州太守，军政一把抓，一州生民之所依托，当然不能像在杭州那样悠闲。苏轼还没到密州，就根据路上的见闻，写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说：最近河北与京东一带“蝗旱相仍，盗贼渐炽”，农村的情况让人忧虑，所以我要讲几句，说不定对治国有帮助。
苏轼说山东“常系社稷安危”，不能不重视，历朝历代都很重视河北、山东。然后对神宗说：陛下你上台以来，天灾不断，“近年以来，公私匮乏，民不堪命”，“蓄积之家，例皆困乏”，无论穷人富人，日子都很难过，结果弄得强盗遍地。
这其实就是在指责王安石当政数年无功皆过。但苏轼没提王安石一个字，甚至不提变法一个字，他知道神宗皇帝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但苏轼也没有什么更有效的措施，最多“较得丧之孰多，权祸福之孰重”，说只要心肠好一点，“然后信赏必罚，以威克恩，不以侥幸废刑，不以灾伤挠法”，这样一来，天下必然就太平无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