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今日中国疆域的基本格局，并不仅限于忽必烈的贡献，而是经过康雍乾三代开拓、逐渐定型的。从另一方面说，忽必烈的征服也是两条路子的，征服南宋、高丽、日本，血腥确实太浓，但第一次将吐蕃纳入中国版图并治理时，却通过实施一种帝师、宣政院和政教合一的制度而进行的。
令人遗憾的是，全国统一后，这位13世纪让世界惊骇的草原枭雄——忽必烈，因为胜利、因为对汉儒的疑虑加深，他的黩武、嗜利和保守等消极因素都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除了晚年时还接连不断地派遣军队远征日本、安南、占城、缅甸与爪哇等地，他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利益，在利用汉法改革蒙古旧制的同时，却在政治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保留了蒙古旧俗。
建立大元后的忽必烈，在吸收汉法时，首先是以不危及蒙古贵族的根本利益为前提。正因为如此，忽必烈的政治文化政策带有明显的蒙汉二元性。这种二元政策，一方面在多数情况下是以“内蒙外汉”的形式表现出来，即草原旧俗为代表的蒙古制度相当多的占据了忽必烈政治文化政策的核心部分，汉法制度则往往居外围或从属地位；另一方面就是非常不公正地对待蒙古人以外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