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孔子、孟子、荀子都承认人有共同的性，这性是天赋的，又是可以改变的，因此他们才都承认习染和教化对人性的培养和改造具有重要意义。在孔子那里，这个问题刚刚提起，还未能深入探讨。孟子有性善论，但又承认人有感官嗜欲，因此在强调发扬道德良知良能的同时，还重视教育和环境习染的作用；荀子有性恶论，但又承认人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因此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儒家人性思想为历史上的变与常、天与人、古与今的观点提供了人性论的基础。
（六）结语
我们知道，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看到了经验世界中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但他们追求的是事物背后不变的实质，经过抽象获得的这种实质本身只是抽象的“一”，即内部不能有对立方面的“一”，这种形而上学的“一”，被称做实质主义，是反历史的。具有实质主义思想的哲学家轻视历史，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可是，在古希腊的史家著述中也可看到实质主义的影响，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了。修昔底德在《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述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似乎承认历史是变化的，但须知，那只是经验层次上的，在更深层次上决定这些事实的人性，却是永远不变的，如此看来，经验层次上的各种现象，不过是同样的人性在各种情境下的表现，这样的历史其实是没有变化的，没有变化还怎么成其为历史呢？由此可见，修氏的历史观是反历史的，仍深陷实质主义的桎梏中而不能自拔。古代中国思想家并非不追求现象背后的本质，不过他们寻求的不是抽象的、无差别的“一”或永恒不变的实质，恰恰相反，是变中之常。《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193]《周易折中》这样解释这段话：“一阴一阳，兼对立与迭运二义。对立者，天地日月之类是也，即前章所谓刚柔也；迭运者，寒暑往来之类是也，即前章所谓变化也。”[194]可见，中国人的解释认为万物并无抽象不变的实质，却有着运动发展的本质，它不是抽象的无差别的“一”，而是“一阴一阳”组成的道或体，其中包含着对立，这与西方的实质相反。惟其一阴一阳，这样的道或本质就不能不变，也就不能不更迭。按中国人的理解，道兼体用，自其体而观之，道是对立的统一；自其用而观之，道又是迭运和不断运动的途径。“继之者善”，迭运不穷自然为善。“成之者性”，道（大一）运成物（小一或具体的一），即成此物之性，个性犹有道之一体。[195]先秦儒学三大师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性思考生动显露出历史理性觉醒的这条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