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新诗所排斥的传统诗歌的悲剧精神却被鲁迅开辟的现代中国小说继承下来，因而现代小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就比新诗成功。明显的标志就是现代小说在鲁迅身后形成了一个纵向发展的现代传统，但新诗的纵向传统却很难寻找：郭沫若不是吸取胡适的新诗营养而是看取惠特曼、歌德、海涅、泰戈尔等人的诗歌而进行创作的，而且同是浪漫主义，徐志摩不是从郭沫若而是从英国浪漫主义那里获取的创作灵感，同是象征主义，戴望舒不是从李金发而是从法国象征主义那里获取的灵感。新诗的横向移植大于纵向的继承，原因就在于前者不能形成成功的典范。而且从新诗出现的那一天起，对新诗这一文体的质疑、非议与诟病就没有停止过。质疑与非议者并非都是顽固的守旧派，像力主“破旧立新”的毛泽东、游学英法精通数种外国语的钱锺书等人对新诗都有所非议。如果说毛泽东、钱锺书等人喜欢写旧诗而从未写新诗，那么，像梁实秋等在五四时期写过新诗的人，晚年也不认同新诗的传统，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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