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明确区分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大部类，并把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的艺术生产纳入精神生产的范畴。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存在、物质生活、物质生产、经济基础等属同一层次的概念，而社会意识、精神生活、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等也处同一层次，但属于与上一部类相对应的另一层次的概念。而艺术生产则属于后一部类。所以，在不同场合马克思对艺术有社会意识、精神生产等不同的说法，原因盖出于此。
第二，一般说来，物质生产制约、决定着精神生产、艺术生产。马克思指出，包括艺术生产在内的"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物质生产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还以无可置疑的口气反问道："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39]所以，历史上的艺术生产和一切其他精神生产，只有从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即物质生产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后来讲到，道德、宗教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包括艺术生产）本身失去了独立的外貌，没有自己的历史和发展，因为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所生活的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思维的产物，即改变着自己的精神生产，包括艺术生产。换言之，艺术生产的历史和发展最终乃是由物质生产的历史和发展决定的、制约的，它本身不可能完全脱离物质生产而有自己的外貌和历史。马克思以18世纪出现的大大小小的鲁滨孙故事为例，批判了那种认为艺术生产可以独立于特定时代物质生产方式的"美学上的错觉"。他指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经济学家认为独立的个人如猎人和渔夫是生产的出发点，这种观点应归入对18世纪鲁滨孙毫无想象力的虚构。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的许多拙劣模仿者，专写与人类社会和文明隔绝的孤立个人的生活，把他们写成"纯自然"的人和物质生产的开创者。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颠倒的幻想，只有人的一定的社会性生产，才是真正的出发点。种种鲁滨孙故事"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新兴生产力的产物"。所以，他认为再也没有比把生产的出发点看成是鲁滨孙似的孤立的个人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枯燥乏味了，指出，种种模仿笛福的作品"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40]。这就科学地揭示了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及其体现的思想、意识所赖以产生的物质生产的条件，打破了艺术生产独立于物质生产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