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轮》的思想内涵, 龙瑜宬纵观作家的思想演变, 有较好的论述。他指出, 在经历了古拉格的磨难后, 索尔仁尼琴发现, 苏联极权恐怖得以维系的根源恰恰在于, 人们盲目臣服于一些抽象的“思想体系”, 并据此为历史编写“剧本”; 而将这一“剧本”推向臆想中的高潮, 又被定义为了个体生命的全部意义, 人生与历史的所有复杂性就此被彻底抽空。因此, 尽可能地挖掘和还原被“思想体系”所扭曲和遮蔽的俄罗斯历史, 成为索尔仁尼琴从劳改营归来后写作的主要目标。对作为这段历史之起点的俄罗斯大革命的重写, 自然也成为这一浩大工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考虑到围绕大革命有太多太过坚固的官方叙事与所谓“常识”, 作家将自己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始就特别青睐的纪实方法运用到了极致:从苏联的“半地下”工作开始, 一直到流亡西方后, 他都尽可能地搜集档案、日记、会议记录和报刊新闻等一手历史材料, 并在《红轮》中整章整章地对之进行了抄录。而掌握的材料越多, 索尔仁尼琴越认为自己有理由质疑那种一元化的历史描述。在汇聚各种纪实材料与发展基本情节时, 他以空前的规模运用了“多声部”这一竭力避免清晰的结构形式。在他的笔下, 帝俄不再是黑暗一片, 不同阶层、党派、职业和年纪的人们争相在各自的声部中发出声音, 表达自己对俄罗斯出路的不同设想。超量声部之间的转换也充满跳跃性,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在描写完帕尔武斯与列宁在瑞士的紧张密谋之后, 小说紧接着抄录了沙皇写给皇后的一封关于“小猫丢失了”的至少从表面看毫无意义的家书(《1916年10月》下册, 769页)。而人物之间命运的交汇不仅是随机的, 还常常是“一次性”的, 没有任何后文(如沃罗滕采夫在离开彼得堡前与利科尼娅的偶遇与错过), “以至不产生任何明确的意义”。合力的方向难以被“科学”预测。至于整部小说中插入的那些反映帝俄日常生活的、千奇百怪的广告和街头即景, 更是一再让前文所有的线索戛然而止。读者阅读《红轮》时, 就像生活在真实历史中的体验一样, 很难知道自己下一步将“遭遇”什么, 也无法凭借自己积累的阅读经验预期情节“高潮”的到来。可以说, 通过最大限度地模拟庞大而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类经验世界, 索尔仁尼琴在《红轮》终稿中彻底颠覆了原来所信奉的那种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