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也正是遵循外庐先生和寿彝先生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道路，在尽我们的一份微薄之力。
就以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这个领域为例，许多年来，我们在不断地进行探索。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17]，这书的特点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中提出来一些理论问题而加以论述。这样的史学概论，是和中国史学交融在一起的。20年来，我们仍然可以时时听到人们对这书的称道和好评，这显然是同它的特点分不开的。从我个人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我写了一本小书，叫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8]，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及若干重要范畴做了初步研究。这本小书的出版，在一些同行当中引起一定的反响，我本人也受到很大的鼓舞。究其原因，不是这本小书写得多么精彩，是在于它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而归根到底是关于中国史学上的理论问题，因此引起了大家的关注。90年代中期，我们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又承担《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典》的编纂工作，全书约六七百万字。我们在编纂《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典》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历史学有丰富的理论遗产。在历史理论方面，关于天人关系之论、古今关系之论、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关系之论、社会历史发展趋势之论、历史机遇之论、兴亡鉴戒之论、分封郡县之论、民族之论、正统之论、风俗之论、人物之论等；在史学理论方面，关于史学功用之论、史家修养之论、史学方法之论、史学批评之论等，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对于这些理论遗产的清理和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地认识中国史学，而且必将有助于当今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我们不能因文献的“分散”而轻视它们，更不能因文献的“分散”而无视它们。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的一些朋友有这样的看法：中国史学在记述方面非常发达，并把它概括为记述史学，而认为中国史学缺乏理论。我们对这个问题持不同的看法，但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还很难拿出有力的根据来证明我们的认识，而上述工作的开展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这都是我们在白寿彝先生开创的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白先生的学术成果，在理论上做进一步的探讨，为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积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