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为了这一家的好，那些家具是怎么卖出去的，又由谁经手卖的，我只知道我没经手它们。不过，家具都被卖掉了，由辆货车拖走的，只剩下床和几把椅子，还有一张厨房用的桌子。带着这点东西，我们像驻营地一样住在温泽巷那所空房子的两间客厅里。米考伯太太，孩子们，那孤儿，还有我，都日夜住在那两间房间里。我不知道到底住了多久；不过我觉得很久很久。米考伯太太终于决定搬进监狱去住，米考伯先生现在在那里住着一个单间了。于是，我把钥匙还给房东，他很乐意地收回钥匙，除了我的床，其它的床全送到最高法院监狱；我的床送到监狱围墙外不远的一个小房间里了，这很合我意。因为在我们的坎坷中我和米考伯一家人彼此相处得太好，谁也舍不得离开谁了。那孤女也在那附近找到一个房租低廉的住处。我的卧室是一个斜屋顶下的后顶楼，面朝一个木场的大好风景。住在这里，想到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已到了危急关头，我觉得这小屋实乃天堂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一直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怀着和一开始时同样的屈辱感，同样卑贱地和同样卑贱的工友为伍做苦力。可我从没结识任何人——无疑这是我的幸事——也不和每天进出于批发店而在吃饭时间里游荡在街头的那些少年中任何一人交谈。我还是那么过着暗自不快的生活，我仍那么独自地过那生活而不仰仗任何人。我能觉察到的唯一不同是：我变得更寒伧了，这是其一；其二是我对米考伯夫妇的种种忧虑已减轻；因为在他们困难时有些亲戚和朋友帮助他们，他们在狱中反比在狱外的许多时间还过得更惬意。凭着某种安排（具体情形我已记不得了），这时我常和他们一起吃早饭。我也不记得监狱的门早上什么时候开，我可以进去；可我知道我常常六点起床，没事我喜欢走来走去的地方是老伦敦桥，我常坐在那里的一个石龛里，看过往行人，或从栏杆上俯看那在纪念碑顶上燃烧的太阳投在水中的倒影。那孤女有时在这里看到我，我把关于码头和伦敦塔的一些恐怖故事告诉她；说到这些故事，我也只能说我希望自己能相信是真的。晚上，我总回监狱去，和米考伯先生在空地上走来走去，或和米考伯太太玩牌，听她回忆她的爸爸、妈妈。默德斯通先生是否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也说不准。我从来不告诉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