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和尚中思想，作为东方文明的精髓，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对于我们民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刻的。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观念上的认同，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这些，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有着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贵和持中的观念，说到底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的简单协同的道德，因而它又是具有明显弊端的理论。它造成了个人创造性的萎缩，抑制了竞争性观念和道德的生长，并往往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专制主义等级秩序的工具。
（4）民为邦本。
民为邦本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突出了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特色。
民为邦本的思想，可以溯源于殷周之际。《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罔不唯民之承”“施实德于民”“视民利用迁”。
周公从殷亡的教训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和作用，提出了“保民”思想。在他看来，民意是上帝意志的一种反映，上帝的威严与诚心，从民情上可以看出：“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19]《泰誓》逸文更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0]在《左传》《国语》等典籍中，重民思想多处呈现。如：“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21]；“民和而后神降之福”[22]；“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23]。显而易见，这些记载所反映出的重民思想，并不是给民以人格尊严和监督统治者执政的权利，而只是为了“兴国”，即维护统治秩序。重民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